但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不在东南,而在西北。河西走廊在大分裂时代,兵马踏践,荒凉不堪。自上上世纪(六)末叶,全国统一后,因与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以及更西诸国的交通恢复,水利建设跟着发达,遂成为一个广大的黄金走廊,稻麦稼禾,青葱千里,人给户足,以致谚语说:“古凉州,甲天下。”商业都市从敦煌到长安,一连串排列下来,像一条灿烂夺目的珠宝带。尤以敦煌为最,它同时还是一个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用各种文字,如中文、西藏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写成的佛教经卷和文学作品,在市面上流行,供应过往的各国商旅行人购买。
西南地区的成都,也是财富集中地,当时又有谚语:“扬州一、益州二。”扬州通海,是水陆码头。益州(四川成都)则纯是内陆贸易,南临新兴的南诏王国,商人们可以穿过南诏,到达印度,不过道路艰险,并不能构成贸易动脉。所以成都的繁盛显然不靠对外贸易,益州四周是一个富庶的大盆地,它本身的条件就够它发展。
首都长安,集中全国精华。它除了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外,同时还是全国商业中心。跟任何国家的首都一样,长安市民大部分是消费者,人口密集。内有东西方四十余国侨民,包括远自非洲来的黑人(昆仑奴)。他们很多在长安永久居留,开设商店酒家,用西洋女子作招待(胡姬),以与中国的男性酒保竞争。他们往往跟中国人通婚,连姓氏也都中国化。大多数都操中国语文,而且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有些人还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中国政府正式官员。如进士及第的李彦升,就是阿拉伯人。
中国被当时各国崇拜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两大超级强国,因为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宗教是排斥性的,只有中国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的足迹先到中国,此外还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袄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波斯阴阳教)先后都传入中国,教堂寺院,各地林立,尤以长安为最多。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为中国人为荣。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西洋人多为经商,东洋人多为求学,便不想再返回,千方百计地要留下。各国派到
中国的使节,也往往不肯返回他的本国,就在长安定居,有些使节到中国已四十年之久,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从语言到文字,全盘华化,但他在法律上仍是外国使节。本世纪(八)八十年代时,这种只来不去的使节,就达四千余人。他们来的时候,中国富饶,各国朝贡使节,一进入国境,中国政府即负责他们的饮食住宿,四千余位(而且有增无已)使节,四十余年招待,使第二个黄金时代结束后的中国政府不胜负担。七八二年,宰相李泌命他们选择,或仍保持他们的国籍,那就得早日回国;或放弃他们的身份,成为中国国民。结果全部归化为中国国民。
中国社会结构,数百年来,一直没有巨大变化。即令受到来自东西两洋宗教上和商业上的冲击,跟以前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不过有若干部分隐晦,有若干部分突出。我们把它的纵剖面,作成下页表:
贵族,当时的术语称为士族,是国家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构成,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最尊贵的封爵贵族,即皇族、戚族、封三、封侯。皇族、戚族是天生的统治阶级,封王、封侯则依靠爵位参与政权。
第二部分是门第贵族,即世家士大夫。南北朝时代那种把持政府、世袭官职的煊赫情形,到了唐王朝,仍有强大的残余势力。北魏帝国颁定的那些“郡姓”,照旧成为一种特殊阶级,高居平民之上,继续以做官为唯一职业。这种门第贵族集团中,崔、卢、李、郑、王五个姓氏,也继续保持五世纪时尊贵的地位,世称“五姓”。他们的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有时候还超过皇族。一个例子可作说明,下世纪(九)时,中级官员郑颢,正在跟卢姓议婚的时候,皇帝听了宰相白敏中的推荐,命他娶万寿公主。这是普通人家求之不得的荣耀,但郑颢却因断了卢姓婚姻的缘故,把白敏中恨入骨髓,以致白敏中以后几乎死在他手。五姓当然对自己的身价尽量利用,所以他们的女儿遂成为诈财的工具。选择女婿,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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