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想起包里还有一叠谱子和记录灵感的歌词本,忙打开检查,还好,帆布包虽然不防水,但东西都没湿。
翻乐谱的时候塞林格已经没拧衣服了,他在看我,准确地说在看我手上的乐谱,满是水的手垂在膝头。在这个人面前这么紧张这些半成品,怎么看都有种班门弄斧的感觉。我略局促地把东西放了回去,背包也放在了茶几上,这会儿裤子还是湿的,坐哪儿都不舒服,就不如站着了。
一不小心对上塞林格的眼睛,他可能已经习惯和粉丝(或者狗仔)的视线短兵相接,也不会对我表现出的过分小心有任何不适,目光直接指了指桌上的水杯。我会意地拿起来,刚要说谢谢前辈,女助理推门进来,把一板感冒药拿给塞林格,转头见水杯握在我手里,面带诧异。在她背后,塞林格直接把那板药塞到一边,问我有没有受伤。我说没事,也注意到女助理脸色不怎么好,就把手上没喝的水放下了:“刚刚真是对不起,害前辈差点翻车。”
这下女助理看我的眼神更不友好了。
塞林格说以后记得看红绿灯。
这样的话从塞林格口中说出,不带一丝说教和责难,我想他一定经常这样提醒犯蠢犯浑的粉丝,以后记得看楼梯,以后记得看路,以后不要老盯着我……
虽然他并不记得我是他粉丝。
我点点头,wendy姐这时打来电话,问我到公司了没,挂了手机我向塞林格告辞,走到门口,忽然又被他叫住:
“等一下。”
我回头,他看着我:“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是见过,我说就在你们的歌友会上,上次许章哥来找我帮忙伴奏。
“不是那次。那次我当然记得。”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着他仿佛在回想的表情,有种冲动想现在就告诉他,这一年半,你就是支持我走下去的动力,我就是那个你说过很有才华的唱作人。
可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我以前不是谁,以后再也不会是谁了。
“那真没有了,前辈大概是记错了吧。”
话都是笑着说的,心里却有种微妙的羞耻感,我知道不用为耳朵的事自我羞耻,那不是我的错,然而在他面前这种感觉还是挥之不去。
——
我没和wendy姐说耳朵的事,只和她确认了明后天的通告。回到家时有点感冒,担心喷嚏的症状加重耳朵的负担,打算下楼买药,拉开背包拿钱夹时,才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板感冒药。
……所以塞林格当时随手一塞是把药塞我包里了吗?
拿着那板药在沙发上坐下,药壳上还沾着一丝冰凉的雨水,来自塞林格的手,我剥了一片胶囊放在手心,想到他因为不想吃药就干脆拿给我,全程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些啼笑皆非。
晚上在浴缸里放满热水,搬来这个单身公寓才两周,这个浴缸还没有用过。躺进去,可能因为吃过药,也可能因为耳朵的不适,水声听起来带着某种梦幻般的潮声,眼前白雾缭绕,很不真实。
小时候我向外婆承诺将来要送她一个浴缸,这样冬天泡在里面就不会冷了。如此小的愿望,也可以落空。
迟早有一天我也会接受耳朵已经不行了的事实,就像多少年后的今天,再看见电视里那些痛失亲人的剧情,也可以麻木到不再鼻酸。只是到那个时候,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戴着助听器,或者连助听器也不管用,只能打手语?我还会开口说话吗?还能记得那些歌的旋律吗?塞林格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还会有任何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怕的是那样的我。
如果上天问我,在彻底聋掉以前还有什么愿望,那么我想再写五十首歌,再去听十次lotus的演唱会,想把关于音乐的美好记忆再烙印得深一点。如果这样太贪心,打个折也没关系,拿一半寿命去换多听几年也不觉得可惜。听不见的人生,哪怕再给我荣华富贵的五百年,我也不想要。
可惜没人能和命运谈条件。我只能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希望能听得见的日子尽可能长一点,能唱歌的日子尽可能长一点。
——
医生的话或许没错,但与其战战兢兢等着所有声音消失的那一刻到来,不如放纵自己最后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像癌症病人用最后的生命环游世界。我还是照常写歌,照常唱歌,不想等真聋了,再来徒劳后悔。
但到底还是纸包不住火。一个月后进棚录新ep,被监听耳机里的伴奏一震,左耳一下子又变得迟钝起来,可以叫暂停,但我就是不想,心里有股愤愤的情绪,副歌时有个高音,我就等着它来,仿佛只要痛痛快快唱出这个音,就能冲破蒙在耳朵上的阴翳。然而胸腔共鸣的刹那,耳朵里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痛得我一把捂住耳机。录音中断,录音师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以为是设备问题,我说没事老师,耳机没问题,我们把这首录完吧。
录音老师看我的脸色好像见了鬼,可能我当时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有点凶?老师答应继续录,录到最后一段副歌时,我看见wendy姐来了,她没有打断我,站在门边一直等到录音结束。
看见我的时候她好像是什么都猜到了,那天下午她陪我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我和她都没有说话,良久,她才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的人生还很长,还有很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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