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腊梅不是在肖港中学读书么？她的班主任也是孝感师范学校毕业的。干嘛不去找那位师兄借一辆自行车？我骑车带着红梅走孝天城，还是能够把几块钱的车票钱省下来。一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憋屈和恼火的王加林，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他马上又兴奋起来，拉起老婆的手，就往肖港中学跑。
借到自行车后，两人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临出发前，那位师兄还去邻居家借来打气筒，为自行车的前后轮胎加了气。
“走起！”加林用四川话喊了一声，算是向师兄告辞，同时宣告他们的骑行之旅正式开启。
从肖港到孝天城三十华里，从孝天城到方湾镇三十华里，总共有六十里左右的路程在等着他们。尽管任重道远，两人丝毫也没有为此担心和畏惧。
这几步路算个屁呀！他们凭借一辆自行车，走过比这更远的路程。以花园镇为起点，他们骑车去过王李村，去过方湾镇，去过白沙铺，去过孝天城，有时甚至当天又返回花园镇。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有自行车，他们是能够在这些地方轻松穿行、来来往往的。
年轻就任性！这就是青春的活力。
带着老婆骑行在柏油马路上，浴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听着道路两旁树叶哗哗作响和鸟儿的歌唱，看着田野里插秧的农民，以及他们身边正在悠闲地啃草的水牛，加林感觉心情特别清爽。刚才因为无法过河而跑冤枉路的郁闷与不快，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甚至开始与红梅打情骂俏，说他骑车带老婆是“猪八戒背媳妇”的升级版。
临近孝天火车站，即将进入孝天城区的时候，他们被几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拦住了。
两人先后下车，有点儿摸头不是脑，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看清红袖标上“交通稽查”四个字，才知道这些人是负责交通管理的。其中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走近王加林，首先瞅了瞅自行车龙头，接着说，这辆车没有登记，必须补办上户手续，叫他把自行车推到路边去打钢印。
自行车还需要注册登记？或许有很多年轻的读者感到疑惑，觉得稀奇。事实上，对自行车实行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在我国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
这事得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当时的自行车和手表、缝纫机一起被人们称之为“三大件”。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以及东西属不属于名牌，是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尺。家境不错的人家结婚时，都会努力置办齐这“三大件”，算上收音机，又称之为“三转一响”。
正如现在的小汽车一样，自行车当时属于公民家庭的重要财产。按规定，自行车自购买之日起三十日内，必须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交管部门会发给车主一个塑料软皮的《非机动车登记证书》，并在自行车身上打印注册登记的号码。由于塑料软皮牌照悬挂不方便，又难以长期保存，后来又演变成了金属牌照和分合式**号牌。
政府推行自行车“行政许可”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对非机动车辆的管理，减轻其社会危害性；再就是有效扼制丢车、偷车现象，方便警察在追查偷车贼时掌握线索，也便于在缴获赃车后，准确地送还给失主。但是，由于自行车上户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得耗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自行车真的被盗了，车主还必须按照繁琐的程序去登记备案，相当麻烦。耗时耗力报案之后，丢失的自行车未必能够找回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丢自行车的现象太普遍了，公安部门怎么可能抽出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办理这类案件？更何况，偷车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自行车身上的钢印抹去，或者更换成其他的号码，很难通过这种线索去查找自行车。
自行车管制措施从一出台就不受群众欢迎，很少有人自觉自愿去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上户多半是出于无奈，迫不得已才去弄个牌照。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老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已经算不上什么稀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三大件”的头衔已经被冰箱、彩电的洗衣机所替换。虽然自行车已经失去了“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仍然坚持注册登记制度。这样做的目的也完全变味了，纯粹就是为了捞钱，把自行车上牌照作为“经济创收”的一条途径。办一个自行车牌照，最初收费三元，后来逐渐上涨到八元。由于车辆数量巨大，这笔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一些城市街头的自行车牌照办证点，工作人员既不看购车发票等证件，也不问车辆的来路，更不查看车主的身份证明，只要按规定交钱，分把两分钟，他们就能够发一个自行车牌。
王加林和方红梅遇到的就是这样一群队伍。
尽管他们耐心地解释说，自行车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借用同学的车，但“红袖标”们还是要强行打钢印，逼迫他们交三元钱。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红梅老师眼见好言好语据理力争没有效果，就开始耍横，说自己身上根本就没有三元钱。就算他们把钢印打在了自行车身上，她也不会给钱。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们就看着办吧！
缰持了好半天，后来“红袖标”们只好让步。说车子既然是别人的，暂时不上户也可以，但王加林骑自行车带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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