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斗争”只不过是一部多幕荒诞剧的序幕，精彩的还在后头。
1957年姐夫被打成右派后，姐姐的日子不好过了，先是领导谈话，叫和王统华划清界线，姐姐反驳说叫我怎么划，难道强迫我离婚吗？“左派们”一着不行，再来一着，查王士君的问题。查来查去，工作上没问题，历史上没问题，成份上没问题，言论也没问题。
那就开会批斗，总能斗出点什么来，结果也没有斗出什么来。哎，真可悲！中国什么时代都有一批帮狗吃屎的打手，这种人鬼子来了肯定是汉奸！
找不出问题就“隔离审查”，地点在县公安局，时间是1958年春天。那时姐姐已有了第四个孩子，女孩，顾不上起名字，就叫女娃。姐姐被“隔离审查”期间，女娃还在哺乳期。
有天晚上，我和小保姆春花抱女娃去吃奶，在公安局的一间大房子窗户外，我看到姐姐被批斗的情景，让人心酸透了。
过些日子，不知怎么又没了动静，停止了审查。
1957年秋季我升入六年级，学校还能正常上课。令人诧异的是看到几个老师在打扫厕所，清理垃圾及干一些脏活苦活累活，一个个低着头。原来他们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或其它什么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我敬爱的李望溪老师也在其中。看到这几位老师，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我除了上课，还继续随学校文艺队到处演《除四害》这个节目，也和同学们参加“除四害”活动。当时学校规定，每人每天消灭五只苍蝇，五只蚊子，一周一只老鼠（交尾巴），一只麻雀（交两只爪子）。
苍蝇和蚊子的任务夏秋季节努力争取尚可完成，只是老鼠麻雀任务不好完成。我们既不是猫又不是老鹰，很难抓到这两种东西。怎么办呢？就请家长帮忙，亲友帮忙。再后来兴起了用钱买，老鼠一毛钱一只，麻雀一毛五一只。
“除四害”的任务逼得大家没办法，可完成不了任务就是不热爱党，不热爱社会主义，谁担当得起啊！想起这事真是荒唐，可更多荒唐的事还在后头呢！
为了全民动员消灭四害，1958年的某一天，全县（也可能是全国）工人、农民、干部停工停产，中小学停课，男女老少齐出动消灭麻雀。
人们带上鼓、号、锣、釵、铃铛、喇叭，甚至锅、碗、瓢、盆等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器物，按指定位置在城内城外，山上山下，村庄原野站好。一声令下，一场全民歼灭麻雀的战役开始了。
鼓号锣釵响起来了，铃铛喇叭响起来了，锅碗瓢盆等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东西敲起来了，惊得一群又一群麻雀满天乱飞，刚想停下来，响声、吶喊声让它们又惊慌失措地飞起来。
记得我和我的同学们被布署在东关大队的菜园附近，看见麻雀飞来我们就大喊大叫，使劲敲手中的东西，这场景着实让人兴奋。疲惫的麻雀向别处飞去，在别处又被惊吓，又被驱赶，又继续飞……
就这样折腾了一天，人们筋疲力尽了，估计可怜的麻雀们也都彻底崩溃了，不知去向了。于是有人宣布：除四害消灭麻雀战斗胜利结束。
后来，听我乡下的同学讲，山沟里确实发现了许多死麻雀，再后来，麻雀就真的销声匿迹，很少见了。
然而事实证明，对麻雀发起攻击是不明智的，因为麻雀不仅吃粮食，还吃那些吃粮食的害虫。之后一两年，害虫像龙卷风一样袭击农民的庄稼，决策者默默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义，把麻雀去掉，換上了臭虫。
四害除了多年，似乎并没有被消灭，而且我敢肯定，一百年后苍蝇蚊子还会有。戏剧性的是，有一种不是四害的害虫，倒是从那时起被消灭了,这就是虱子。
虱子是一种生在人身上的寄生虫，大约半个米粒大，藏在衣服里，吃人的肉，喝人的血，让人觉得浑身痒痒。现在的孩子没见过，旧时人人身上有，无论穷人富人，官员百姓，多寡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对阿q抓虱子的生动描写，几年前有个演战争年代的电视剧，情节中有毛在接见外宾时抓虱子的细节展现，很让我触景生情。不由我回忆起小时候上课时，也有手伸进衣服里抓虱子的情景。
有了“滴滴涕”和“六六六”，虱子被轻而易举消灭了。再加上人们生活好了，衣服多了，有了勤换洗的条件，虱子绝迹了。
小学高年级期间，不知谁带的头，有些同学恶作剧，把我的名字王胜利叫成王失败，我很苦恼。我把这事告诉了爷爷，请他为我改个名字，爷爷说他想一想。
过了几天爷爷对我讲，古人云：“好学进户治也！（至今我不知出处）”就叫王进治吧。六年级和初中阶段我就一直叫这个名。参加工作后，觉得“淋漓尽致”这个成语非常好，就把名字改写为王尽致，直到现在。
1958年“六一”前夕，我们第一完全小学少先队大队到靳家寺中心小学帮他们建立少先队组织。靳家寺距县城十里路，我们打着旗，排着队，我敲着大铜鼓走在队伍前面，同学们唱着歌徒步前往。
到了靳家寺戏楼广场，靳寺中心小学和各分校的同学们已排成两队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两校同学列队站好，建队仪式开始。首先是两校领导讲话，然后同学代表讲话，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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