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变应急过程中，江经国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一次相当精彩的发挥，可谓“头头是道，井井有条”。我估计他这时候应该是大喜过望，因为二弟“终于叛变了”。
只可惜1个小时过后，得到的报告仅仅是赵志华一个人“口头政变”，而非什么“装甲兵谋叛”。这就是所谓的“湖口兵变”的全过程。
1988年3月，江纬国在江经国死后仅仅两个月，就在台湾大学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说：“湖口兵变”绝非事实，全是外界讹传。当时在场的一位将军也说：“所谓‘湖口兵变’，根本谈不上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兵变’，仅是赵志华将军的个人事件。”
这个赵志华何许人也？为什么湖口兵变会牵连到江纬国？
赵志华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第十期学生（就是杨星辰的黄埔校友），后来还到美国西点军校专攻装甲兵。抗战时参加新一军装甲团，也就是说他曾经是孙立人的老部下。抗战胜利后被整编到统一的装甲兵部队，成为江纬国的部下。淮海战役时已经官至上校，被解放军俘虏。1949年4月逃到台湾，找到老长官江纬国，官复原职，出任装甲旅上校旅长。在台湾军队整编中，装甲兵编为二师四旅，经江纬国向江结時保荐，赵志华升任装甲一师师长。后来官至装甲兵少将副司令。
赵志华任装甲第一师师长时，治军严格，管理有方，多次受到嘉奖。赵志华是东北人，为人耿直，说话坦率，对国民党的**深有不满。激愤之下，终于站出来呼吁装甲兵“清君侧”、“肃**”。
在狱中服刑期间，赵志华又给江纬国写了《万言书》，列举了选拔台湾小姐、部队伙食差、高级将官生活奢靡、人事升迁浮滥等等时弊，把他的“121讲话”系统化。文中情绪激昂，用词尖刻。要说赵志华是煽动造反、预谋叛乱，真是冤枉了他。只能说这是一个类似于鹏得怀那样的，正直的敢言之士。
但赵志华的演说和《万言书》所抨击的台湾上层人物，比如“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等人，一定要让赵志华死。蒋纬国为保住老部下的性命，便把他的《万言书》呈交父亲，让江结時秉公处理。江结時看到《万言书》后，也认为赵志华只是基于一时义愤，并无明显的叛乱意图，所言又充满效忠之情。便从众臣皆曰可杀的枪口下，救了赵志华一命，判了有期徒刑。江纬国后来说赵志华是“动机单纯、方法错误”，这句话是真正的持平之论。
可以说江纬国是不幸中有大幸，因为这个时候江结時还活着。要是当时是江经国当政，不仅赵志华得死，就连纬国自己会是什么下场，恐怕都很难说。
赵志华这样做一是出于义愤，另外也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对旧部装甲一师的影响，过高估计了装甲一师官兵对自己的盲从程度。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大家就会追随，坦克就会隆隆开往台北。所以毫无组织准备，没有联系一兵一卒，也没有调查摸底，临时突然发表演讲。赵志华曾经在狱中写了《湖口兵变真相》，手稿中详述事件经过。可惜随着赵志华1982年病故，他的手稿也不翼而飞了（原因当然不言自明）。
“湖口兵变”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的兵变，但毕竟是继“孙立人兵变”之后台湾军队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这就真正影响到了江纬国。更何况还有一个一直在旁虎视眈眈的哥哥，岂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江纬国在**装甲兵的初创阶段，就一直参与其间。逃台之后，江纬国又主持完成了装甲兵部队的恢复和整编事宜。在国民党逃台后的15年间，江纬国当了10年的“装甲兵总司令”，大大超过了台湾军方关于军队主官任期的规定。
这是因为对于装甲兵，江结時一直不放心。从固守台湾的角度讲，坦克、装甲车无疑是一支反登陆、冲击敌方滩头阵地的理想武器。在陆军步兵部队或其他军兵种出现叛变时，装甲兵更是一支最好最快的镇压力量。所以装甲部队曾经被台湾社会称为“御林军”、“典卫兵”。
但从内部安全来讲，装甲兵又是一支最危险的力量。它不像空军、海军那样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复杂的技术要求、精密的通信设备。它的机动性和速度注定了它有强大的进攻性，不像其他军兵种那样容易拦截和互相制约。说白了，海空军想造反不是那么容易的，但装甲兵就比较简单。
尤其是台湾岛，南北长不足400公里，东西宽不足150公里，坦克、装甲车能在昼夜间横扫一个来回。所以为防万一，江结時特地让小儿子江纬国出任装甲兵总司令。
原本装甲兵总司令部一直在台北。但这个“装甲兵要造反”的传言总是沸沸扬扬，说得活龙活现，江结時也终于生了疑心。最后他思来想去，还是把江纬国调离了装甲兵，并把装甲兵司令部由台北爱国东路迁往台中。以便在装甲兵出现异动时，台北方面能够有一点缓冲的时间。
“赵志华事件”发生后，就可以看出江结時把装甲兵调离台北的高明之处。赵志华还在鼓动演说的时候，湖口通往台北间的所有路口、要地、桥梁都已被忠于江经国的部队所占领。即使赵志华鼓动成功，坦克能够开到台北，那也是损失巨大、伤痕累累，只怕是强弩之末、难以再战了。
总之，碰上这样一个无厘头的二百五部下，蒋纬国也只能自认倒霉，只好老老实实的趴伏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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