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办公室的会客沙发里，一缕阳光透过结着冰霜的玻璃窗射进屋内，正投在眼前的茶桌上。清茶腾升的热气与和煦的光线交织在一起，让人倍感惬意。三月底的沈阳依然寒冷，一旁的加湿器咕噜咕噜地不停作响，湿润着屋内干巴巴的空气。此时，何刚正坐在老板椅里发着邮件，他面前的电脑不时传出提示音，好像有几封电子邮件被传了过来。
这里是何刚才开办不久的日本留学中介公司，公司在市中心的一栋商务大厦的三楼，一间二十几平的写字间，中间用墙板隔开，划分出两个办公室。外面一间用于文秘工作，里面一间自己使用。
一连接了几通电话之后，他又坐回到我对面，替我续上茶水。
两人开始继续刚才的话题。
2007年11月，何刚在与我通完电话的三天后，便和王建林前往成田机场，在回去之前，他取出银行里最后几笔存款，将其汇到国内账户，只留了几万円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王建林作为不法居留者，早在一个月前到日本入国管理局自首，因为没有不良记录在身，归国一事便很快得到入管局的许可。随后，他又往返几趟中国大使馆顺利取得了归乡证明，归国的必要手续至此才得以齐备。
本以为一切顺利的何刚万万没有想到在办理出境手续的时候，竟发生了让他始料未及的变故。
女检查员一面翻看何刚递来的护照，一面敲击着电脑键盘，应该是在输入护照编号等信息，又过了几十秒钟，何刚等得有些急切了，他明显发现检查员目视电脑屏幕时的神情有了异变。而此时从后面上来两个身着深蓝色制服的男人，女检查员站起身透过隔窗向其中的一位耳语了一番，那男人一面听，一面向站在一旁的何刚投去目光。
他立刻意识到自己有了麻烦，侧过脸对身后的建林小声说，“我可能回不去了，你到大连看见我老婆就跟她讲，我学校那边有点情况，要延迟一阵儿回去，叫她不要担心，等我电话。”话音未落，刚才和检察员耳语的那个男人已经转过身来，靠到何刚近前，同时另一个男人也从后面跟了上来，他们的眼神死死钉在他脸上。
何刚被这两个男人带走了，他被暂时安置在机场办公区的一间小屋里。
不多时，一个年约四十上下，戴着黑框眼镜的小个子男人推门走了进来，他对何刚一边举手示意，一边客气地说道。
“突然把您带到这里，真是对不起。从刚才电脑所显示的信息来看，您目前有案在身，所以不能出境。我们已经把您的情况通知给警方。”小个子男人看了看手表，又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他们应该一会儿就会到吧，在他们到来之前，请您在这里耐心等候。”说完话，他又同一旁的那两个人嘀咕了几句，便离开了。
大约三十分钟过后，小个子男人回来了，这次的氛围显然没有刚才柔和，在他的身后跟着四名身着蓝装的警察，何刚瞥见每个警察身上都配有报话机、电棍、手铐和手枪。
他们出了机场，上了停在道旁的警车，他的行李被安置在警车的后备箱里。一阵发动机点火的轰鸣过后，警车徐徐开动。他透过车窗默默望向外面的风景，等候巴士的外国人夫妇；拉着旅行箱正打电话的女孩；帮乘客搬运行李的巴士司机；垃圾手推车旁正清扫地面的保洁员，一切都还和他刚到机场时没什么两样，可此时的自己正坐在警车后座上，两名警察一左一右将他稳稳地夹在中间。
大约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行人抵达东京都内的立川市警察署。
审讯室里，一个满面红光的中年警察面色威严地坐在何刚对面，他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拢着，手里一直在摆弄着一支钢笔。中年警察开门见山地开始了问话，一旁的年轻警员此时已打开厚厚的档案夹，几份黑皮文件从里面被抽了出来。中年警察的询问紧锣密鼓，内容一环相扣一环。何刚清楚日本警察看重线索和证据，即便受审者不予作答，最终警方也会用收集到的证据来证明提出的问题。对于何刚，警方掌握的最大证据莫过于按着红花和木村手印的审讯记录。介于此点，何刚没敢在警察面前扯谎，他对所提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只是回答的内容避重就轻。并一再强调自己仅仅是出于帮忙，佯装并不知办理假结婚是犯罪，而且自己也没有从中收取任何费用。对此警方在红花和木村的供词里也了解到何刚的确没有收取中介费。最后，中年警察表示此案件还没有了结，还要对他作进一步调查，让他随时做好被传唤的准备。
何刚人生初次尝到蹲小号的滋味儿，他被关进收容所，一个不大的长方形榻榻米房间，和他同住一室的是三个正在服拘役的日本人。
这天，何刚一直用胳膊枕着头侧躺在榻榻米上，在浑浑噩噩中终于捱到了晚上。晚饭他只吃了几口。就寝时，他同其他犯人排着队到水房洗漱，在走廊尽头的房间取了被褥。熄灯后的房间，黑得空洞而深邃，他清楚地听见另三个人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和鼾声。那一晚自己就像睡在海上，身体飘荡、脑袋昏沉，只要一闭上眼，思绪就会飘到过去，在日本的记忆片段就像过电影般在脑海里播放着。
他忆起刚到日本时，和几个工友挤在那间鸽子笼一样的房间时的情景，那时他的生活困顿不堪，还时常遭受室友们的排挤。一次，他在回家的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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